同时不仅葛洪本人精通针灸治疗，其妻鲍姑亦精通灸法。二人对艾灸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记载于《肘后备急方》中，推动了后世艾灸的发展。

隋唐时期

历史来到了隋唐时期，这也是针灸学科开始鼎盛繁荣的时期。

针灸学科在此时已经成为了独门专科。在唐太医署中已有针博士、针助教、针师与针工之设置，并专门招收培养学习针灸的学生。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彩色的经络穴位图，见载于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，这幅图是医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穴位图，可惜未能将孙氏原图流传下来。孙氏对于经外奇穴进行了大量补充，并首次发明了“阿是穴”，这种取穴和治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。

隋唐时期，针灸学蓬勃发展，名家辈出，也出现了许多对于专疾论治的针灸著作。如崔知悌的《骨蒸病灸法》，书中专门论述骨蒸病的灸疗方法，并附有图形，易学易用；《新集备急灸经》论述了急症的灸疗法等。

宋元时期

经过了隋唐时期的蓬勃发展，针灸学在宋代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而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也于此时登临历史舞台。

王惟一闪亮登场！

首先，王惟一带领制作了对于后世针灸学习影响深远的“教具”——针灸铜人。铜人为青年裸体式，长短大小与真人同，体内装配五脏六腑，与真人生理结构一致，四肢及内脏均可拼拆。外表刻有三百五十四个穴位，旁用金字标明穴位名称。其次，是王惟一编著的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问世，该书对针灸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，考订勘误，记载三百五十四穴，附有插图十五副，全书编写体例统一，结构严谨。一方面集成了古代针灸著作的理论系统，另一方面便于临证取穴治疗和研究，为针灸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是针灸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。该书主要内容被刻在两块大石碑之上以便永久保存。最终，上文所述二者相结合使用，从而“使观者烂然而有第，疑者涣然而冰释”，对于针灸的教学与考试影响深远。

宋代针灸之兴，不仅是有王惟一这类大家的推动助力，也是统治者对于针灸的相信与提倡。

于是在宋元时期，针灸名著不断问世，诸如王执中的《针灸资生经》，该书是宋以前所未见的因证配穴、内容丰富的临证针灸专著；闻人耆年的《备急灸法》（原刻本已佚），记载了22种急证灸治方，并配有简图说明。更有窦默的《标幽赋》，通过歌赋的形式，把幽冥隐晦、深奥难懂的针灸理论表达出来，文字精炼，叙述准确，时至今日都是针灸学者的必学篇目。

同时这一时期的医家学者已开始在另外一个维度研究针灸的治疗——时间，根据不同的时间，选择不同的穴位以达到更佳的治疗目的。于是诸如“子午流注”、“灵龟八法”等治疗方法问世。

明清时期

继宋元之后，针灸学在明朝亦取得了新的成就。

高武所著《针灸聚英》问世，该书汇集了前代针灸文献与治疗经验，为研究针刺手法、腧穴考证、临证治疗等各个方面，都提供了参考资料，是一部极为重要的针灸著作。

杨继洲受家学影响，研习多年，颇有心得，同时从诸多医籍中广泛参考吸收针灸学的内容，考绘“铜人名堂图”，并附以自己的针灸治疗病案，最终编撰而成《针灸大成》。该书内容极其丰富，详细论述了经络、穴位、针灸手法与适应症等，介绍了针药并用的经验。《针灸大成》是一部集明以前针灸学精华的杰出之作，流传范围极广，影响深远，是针灸学科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著作，时至今日都是学习针灸的重要参考书籍。

就在针灸学科蓬勃发展并在海内外均产生积极影响时，时间慢慢地来到1822年。这一年，清政府下令“针灸一法，由来已久。然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，太医院针灸一科，着永远停止”。于是，针灸一科开始退出官方的医学教育与行政序列。同时，受时代影响，医者也开始重药轻针，针灸逐渐转入低潮。固然时代令针灸一度陷入绝境，但是也正因为针灸在很多方面的优越性，所以在民间仍有着广泛地流传与应用，在如此逆境中依然在顽强发展。

在整个古代时期，针灸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属于它的波澜壮阔，也有着属于它的沉默不语。以《内经》为标志，经络与腧穴理论、刺灸法与病症治疗理论等针灸的核心理论在该书中均已初具雏形；以《针灸甲乙经》为标志，独立的针灸知识体系开始形成；而后出现的各个时代的医家著作均在推动针灸这一学科的前进。而针灸从在民间发展到以政府官方推进发展，在唐代得到明确分科，此后历朝历代均有稳定的教育与管理组织，直至清朝中期，这使得针灸的知识体系、教育规训与对外交流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变得成熟完整，有力地保证了针灸学科的传承发扬，从另一个维度推动了针灸学科的持续发展。

这一段古代历史，让我们了解了针灸学科的起源与发展，而当历史的车轮来到近代时，针灸学科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在历史上留下独属于它的痕迹呢？敬请期待下期《近代针灸学科的构建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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